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曾指出，千万不要小看八卦的能力，八卦是认知革命带来的结果。“对于一个社会性动物而言，这是文明的关键。正是通过八卦，人类才能充分了解自己部落中的关系状态，知道谁是可信可靠的，才能扩大规模，发展更紧密和复杂合作方式。”八卦，从来就是一个中性词。千百年来，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家财万贯的上流社会，都身体力行证明八卦存在的必要，把它定义为对周边人事的窥探当然过于狭隘，群体社会中，有利益联系，就有各怀鬼胎、拉帮结派；有交流对谈，就有表里不一、绵里藏针。所以，更高明的一层意思是不仅要洞悉，更要将自己彻底融于这样的环境中。芥川龙之介说过，最聪明的处世术是，既对世俗投以白眼，又与其同流合污。笔至此处，脑中便浮现出一个人和一本书。见文度人看过《围城》的读者们这么多年一定没有停止过猜想：方鸿渐这个人物，一定有钱钟书自己的影子，说不定就是钟书自己。不论是生长环境、留学背景还是回国后的工作经历，书中的方鸿渐与现实的钱钟书都如出一辙，然而其妻杨绛在附录里说明白了，“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任何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都有现实存在的影子，而就地取材，不止限于人物，更有与个体人物相关的一系列周遭环境的映射。虽然写的不是自己，但方鸿渐这样一个只是分子回国后所有的遭遇也体现了钱钟书在创作中的那个敏感点——人情世故的泥潭。每个作家对身边的所见所闻都有一个独特的敏感点，有了这个东西，他才会对事物有贴近灵魂的情感，写出来的东西才能真正打动人。比如沈从文那些美丽质朴的文字，处在旧中国和新生活交接的时候，旧人类的珍贵品质、旧景致的无限美好太让人迷恋了，与新生活的荒唐可笑、每况愈下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在他作品之下，深藏了无限感慨。而钱钟书呢，在黑色幽默的戏谑之下，由方鸿渐的心理活动道出了自己的思辨性哲学，更是将新旧交替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们的众生相一一呈现。书的字里行间无处不透着黑色幽默，海龟知识分子群体间弥漫的浮夸和虚荣，再加上旧社会的人情世故，所有的一切都构成了方鸿渐所处的人情场。世故中人细思《围城》里的人物，除了方鸿渐，哪一个不是在人情世故泥潭中训练有素的人精呢？比如，一开始的苏小姐再瞧不起寒碜的孙太太，再不喜欢小孩子，也能做到和气应对—“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比如，轮船上偶遇的鲍小姐，将方鸿渐定为自己的猎艳目标的时候就说他像自己未婚夫，折腾完了就奋不顾身扑向半秃顶的黑胖子未婚夫；比如赵辛楣，很多人喜欢他，只因对比方鸿渐的满地尴尬，他能深谙并践行交际圈中的说话之道—在与苏小姐、唐小姐、方鸿渐、沈先生、沈太太的饭局上，他一下子忘了沈太太在《沪报》上所发表文章的题目，为了补救，拼命恭维沈太太，还说要请她帮忙发行刊物；还有一路表现人畜无害的孙小姐，也在同方鸿渐夜聊，遇见李梅亭、陆子潇的时候，拿方鸿渐做挡箭牌，完了却说“请方先生原谅——刚才说的话，不当真的”、“希望你不至于懊悔”...至于什么曹元朗、李梅亭、陆子潇、高松年、韩学愈、汪处厚之类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哪里把心思专注在传道授业、教书育人上，都只是摆摆花架子、存着心眼尔虞我诈罢了。方鸿渐，一个正直却偏偏玩世不恭的人，显然无法和这些人维持长久的友好情谊。事实上，如若要认命地做依附型人物，方鸿渐机会多得是：一开始接受苏小姐的示好，荣华安逸必伴随今后；在周家屈尊一些，老实地帮小舅子做点作业，在寻新欢的时候听取周氏夫妇的意见，工作、前程自然都有了；在三闾大学时期，汪家主动示好，要成立“汪派”了，也就是个和刘小姐好上的事，方鸿渐依旧视而不见，倒是难得理智地同赵辛楣说了这样一段话，“咱们这批人，关在这山谷里，生活枯燥，没有正常的消遣，情感一触即发，要避免刺激它。”这也是可笑之人背后的那一点可敬之处吧！于是比起婚姻，人情世故恐怕才是更深远意义上的围城吧。社群动物们的八卦好奇，亦或是漠视，都是令人难以承受的生活之重。钱钟书先生如若不是深刻知悉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也不会将每个人的百态群像写得如此生动，更不会衍生出如此经典的思考。注：本文内容为小编个人原创，不代表杭州移动观点。